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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明:热爱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3/6/29     阅览:
标签: 东方明珠  律师  华政  法制  法律 分类: 所喜所忧2013-06-24 17:55

编者按:他是法律界的文人,一支笔结缘法界各路英豪;他“在为中国律师幸福地打工”,惟愿不负重托。“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凭着对新闻职业的热爱,对国家法治发展的美好憧憬,他用情书写、用心观察、用力呼喊,以一个法律人的理性阐释着公平与正义,用自己的热情与努力一次次地攀登着人生的巅峰。

——专访《民主与法制》总编辑刘桂明

文/浦佳燕 励丽 郭晓骁 李洋 刘晓倩

  刘桂明,字开强,号千古洲人(笔名),男,汉族,1962年9月生,江西省永新县人。81级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曾任中国律师论坛秘书长、《中国律师》杂志社总编,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副局级)。现任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社总编(正局级),并获新闻专业正高级职称(高级编辑)。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华东政法大学等院校导师、兼职教授,中国人大制度新闻协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发起创办了“中国律师网”、“法律与传媒高峰论坛”、“民主与法制巡回讲坛”等多个业内交流平台;组织策划了“中国律师西部行”、“中国律师形象工程”等多起新闻宣传活动;策划开办了“中国死刑问题三人谈”、“少年司法改革前沿问题研讨会”、“中国律师三十年”等学术研讨活动。
  个人作品有:《法治天下》、《律师中国》与《中国刑事辩护学》(副主编)、司法部高等法律职业教育教材《法律论辩学》(副主编)等。

砥砺锤炼,“实”在华政

  《韬》:作为81级的学长,您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下您的大学生活吗?
  刘:我的大学生活其实很简单,大学四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字——“苦”。因为家境贫寒,只有第一个学期带了家里卖粮食的110元钱作为路费和生活费,其他七个学期只带路费,没有其他任何费用。所以,在校每个月的衣食出行包括买书只能依赖23块5的助学金与8块人民币副食补贴的“财政收入”,每天在食堂的支出则只能控制在2毛钱左右。但凡有老乡与中学同学来访,下个月便立即出现“财政赤字”。不过,如此艰苦的生活对我反而是一个锻炼与磨练。俗话说“人生难买少来穷”,艰苦的青年时代对自己的未来一定具有深刻意义。所以,现在看来,我的大学生活应该说是简单而又丰厚的。说简单,是因为我在大学里除了读书就是锻炼,没有什么浪漫故事,也没有什么传奇经历,更没有什么荣誉称号;说丰厚,是因为大学生活让我获得了比中学时代更多的知识,教我学会用法律思维去思考,使我懂得了更多更深的为人处世的道理。
  《韬》: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了学习法律?
  刘:当时之所以选择学习法律,一是因为中国电影《风暴》中施洋律师的慷慨激昂与印度电影《流浪者》中女律师丽达的动情辩护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二是因为据说学了法律后从事法律工作就不会被人欺负。但是,当村里人听说我去上大学学法律时,都以为听错了,都以为我填错了志愿。的确,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我怎么学法律、当法官、做律师呢?而且,通过大学四年的磨砺与锤炼,我不仅发现了学习法律的乐趣,还收获了很多东西,例如,通过四年的法律学习,我懂得了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和义务的纸,是一切法律的“母法”;我知道了法律居然还有不同味道:刑法的“味道”有些苦(因为它主要是打击和威慑),民法的“味道”有些甜(因为它主要是保护和复原),诉讼法的“味道”有些酸(因为它仅仅被当成了形式而不起作用),行政法的“味道”有些辣(因为中国人还不习惯“民告官”),而经济法的“味道”则或淡或咸(就像经济体制改革中“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不正常现象,不知该放多少盐,也不知该加多少水);我见到了孟德斯鸠、邓析,见到了温文尔雅的国际法官,见到了咄咄逼人的美国律师;同时,我也目睹了中国法治建设的百废待兴、从无到有,经历了从学生到法律人的角色转换和能力锻炼。
  《韬》:母校给您留下什么样的深刻印象?
  刘:谈起母校的印象,除了精致而典雅的校园、低调而严谨的老师,还有苏州河水散发的臭味,船只穿梭而过的鸣笛,校园桥上匆匆而过的脚步、东风楼里的占座与为了省钱而绕中山公园外墙的穿行。大学毕业28年来,作为一位亲眼见证了华政恢复重建与改革发展的校友,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母校带给我最多的是什么?母校为什么能在低调中迅速崛起?今天的华政为什么能如此独树一帜?是什么原因使华政成了各界赞誉的“东方明珠”?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平凡又非凡的“华政精神”。那么,什么是“华政精神”?母校曾经用三句话概括:“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但是我认为这三句话只是昭示了母校发展变化的不凡历程,未能揭示华政人的核心文化。所谓核心文化,就是一种心心相印、代代相传的文化。华政的核心文化就可以用一个“实”字来总结?这个“实”就是基础的扎实,是专业的厚实,是做人的敦实,是做事的务实。正如曹建明校友所言:“我们爱华政,不仅在于她的美丽,而且在于她的厚重,她的严谨,她的博大精神……”可以说,作为华政曾经的教师,更作为华政曾经的领导,这是曹建明对“华政精神”最到位的概括与诠释。

选择所爱,深入基层

  《韬》:作为华政法学本科毕业生,是什么让您选择了比较小众的编辑作为职业?
  刘:说起这个选择,还应该从学校的校报说起。我从给校报写稿到最后毕业时给校报编稿,完全是基于对文字、对写作、对新闻的一种热爱。于是,在大学毕业志愿表上,首先填上了“新闻出版”,其次才是“律师”。因为热爱永远是人生最好的老师,所以当年毅然选择了自己的最爱。新闻出版工作是一种需要热爱、需要勤奋、需要优美文笔、需要独立思考的职业,是一份可以通过自己的笔去改变命运的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将其提升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高度的职业,当然,也是一份很快就能见到自己成果的职业。于是,越写越有趣、越写越有劲、越写越有意义的新闻出版工作,就这样成了我大学毕业以来一直不变的工作。
  《韬》:《民主与法制》作为一个法制刊物的老牌子,您认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刘:说起我们《民主与法制》杂志,许多老校友可能都知道,其创刊刊号是借用我们华政的《法学》刊号。当然法律人都知道,它是一个法制刊物的老牌子,这是一家颇具历史的老刊物,这是一段有关法制的美好回忆。对我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其诞生于母校华政的渊源,使我对她永远抱有一种美丽的缘分和难舍的亲情;曾经供职于《法律与生活》杂志与《中国律师》杂志的经历,又使我永远以一种仰视的眼光观察与见证其不断发展的步伐;作为一个法律人,对民主与法制理念的追求和崇尚,则始终让我深深体会到它发展前景的可持续性和后发力。
  我始终认为,“民主与法制”绝不仅仅是一个刊名,她应该首先是一个口号,其次是一个追求,最后则是一种制度。当然,对已经进入中年的人们来说,它更应该是一个回忆、一段历史、一种见证、一个目标乃至一种理念。所以,最大特点就是:紧跟时代,与时俱进。
  《韬》:您经常到基层工作,并且曾去河南支教,请问在基层的工作经历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刘:对我们每一位华政人来说,我们的求学深造和孜孜以求、我们的每一次改变和进步,无不感恩于民主与法制的阳光雨露,无不见证着民主与法制的发展进程。我自1985年踏上法制新闻工作岗位以来,不论在什么部门什么单位工作,我始终要求自己下基层、跑基层,坚持到法制建设的第一线,以求通过我们的采访报道,让广大读者了解那里的先进典型及典型事件。近30年来,我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釆写作品达百万余字。经我釆写的从事政法工作的先进人物,如今有的担负起国家重要部门的领导职务,有的已离开工作第一线,有的依然在我国法制建设的基层重要岗位上勤奋地工作着。尽管我把一个个或知名或普通的人物推向法制宣传的前台,弘扬着他们严格执法、勇于奉献的精神和风采,但我依然坚持从小事做起,从第一线采写做起,深入实际,积极主动获取新鲜、丰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第一手材料。近30年来,我釆写的文章紧扣我国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的脉搏,严格遵守法制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既有与中央一致的正确导向,又有深入生活实际,反映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人们在法制社会进程中的真实心态与真实表象;既有深入恰当的政策分析、法学探讨与理论研究,又有贴近生活,生动而颇具可读性的报道。为此,多次获得法制好新闻奖及其他有关新闻奖。
  对我本人来说,从大学报到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强迫自己不断改变。大三时主动要求当收发员,是一种希望提高自己与人接触能力的变;大学毕业之后主动要求参加中央讲师团奔赴河南支教,是一种刻意增强自己表达能力的变;回到北京之后主动要求调到《法律与生活》杂志当记者,是一种试图突破自己内向性格的变;从法律出版社主动要求调到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当主编,是一种努力锻炼自己协调能力与组织能力的变;从《中国律师》主动要求调到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工作,是一种尝试自己在机关工作适应能力的变;从团中央主动要求调到中国法学会担负《民主与法制》总编,则是一种提升自己管理传统媒体与对接网络媒体能力的变……
  三十年来,我们的年纪在变,我们的身体在变,我们的工作在变,我们的视野在变,我们的眼界在变。于是,作为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作为华政八一级的普通一分子,我感觉自己的性格在不断变化,自信心在不断增强,表现力也在不断提升。

借墨结缘,不负重托

  《韬》:我们知道您曾担任《中国律师》的总编和中国律师论坛秘书长,您认为在当今社会,律师的身份定位应该是什么?
  刘:没有哪一个定位是全面的,从以前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到“社会法律工作者”、“中介法律服务人员”,都在强调律师的服务之道,没有上升到参与国家管理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层次。应该在三个方面为其定位:政治角色定位、市场角色定位和社会角色定位。我说过,我们的律师不奢望成为日本那样的“在野法曹”,也不敢梦想成为英美那样的“自由职业”,我们只是希望早日找准“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职责目标。实际上,律师参与政治是有优势的。在市场社会里,律师可以作为经济生活的润滑剂,是一座桥梁,可以规范经济运行。在为社会提供大量法律服务的时候,律师以自身的法律知识给社会带来了许多规则,并对法律适用的时效性提出意见,同时还能够及时地反馈和总结,对社会的稳定发展极具建设性。律师思维多元,涉及到方方面面,视野开阔,接触面广,不牵扯自己的利益,既能深入实际,体恤民情,又能总结升华,提炼管理事务的经验,保持中立,为民请命。律师在政治架构中能够成为一支有效的力量。在立法中,律师的作用非常明显,他会想到许多假设与可能,会综合各方面利益达到折衷与妥协,和谐与平衡,实现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在当今社会中,律师究竟是什么角色?除了《律师法》第2条所规定的“律师是接受委托或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之外,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律师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角色形象出现在社会大众与同行面前?
  许多人都曾经听说过美国著名律师杰罗姆·法斯尔说过的那句“名言”:“如果你在辩护席上睡着了,醒来的第一句话应该是‘我反对’。”这虽然有些夸张,但却正确地反映了律师的思维模式:基于双方利益的对立性,在一般情形下,对方主张的,己方必然应当反对。应当说,在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中,这种思维模式是有法律依据的。设立“律师”这个角色,正是为了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与弱小的被告人之间那失衡的天平上特别地增添一个砝码。换言之,法律体系如此设计“律师”角色,就是为了壮大“孤立的被告人”的力量来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以避免因国家机器的强大而导致个体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的合法权利被侵犯。
  于是,律师在表面看起来就是嫌疑人的同伙,就是无理搅三分,就是利用“现有法律的所有可能性”(包括现有法律的漏洞)来帮助刑事嫌疑人,为刑事嫌疑人摆脱嫌疑。尽管在社会上对律师还抱有如此这般的议论甚至贬损,但一个法治国家绝对不会赞同取消这一“社会角色”或“法律角色”的。因为他们是公平秤上的重要砝码,他们是一种为了不让代表国家和全社会利益的司法机关轻易犯错的角色。从更高的意义上说,相对于检察官与法官而言,律师是从另外一个方向维护国家法治的尊严和追求公平正义的实现。
  有学者认为,为了避免强大而实现正义的国家代表(包括国家的警察、检察官、法官们)犯一次“强大而极不正义的”错误,我们必须容忍那些看起来“可恨的”律师,那些“善于钻法律空子”的律师,那些“为坏人说话”而死磕的律师。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是因为“坏人”而制定的,律师是因为“坏人”而需要的。律师为“坏人”说话,不是为他的“坏”说话,而是为他这个“人”辩护。这个“人”名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但他本质上仍与我们一样都是“人”。
  作为一种法律职业,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为‘坏人’说话”的律师职业的存在也许就在于此。因为谁都希望,法律不要错位,正义不要缺位,文明不要失位。所以,一个不能认真对待律师职业和理性看待律师作用的社会,绝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
  同样,律师如何对待自己的角色定位呢?律师的角色仅仅是反对吗?显然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即使是反对,那也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甚至主要是指一种思维模式。
  2009年年初,中央领导提出了五个新的定位,即:第一,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第二,做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服务者。第三,做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第四,做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者。第五,做社会和谐稳定的促进者。可以说,这个定位非常准确、贴切和全面地表达了当下中国律师的应有属性和地位。尽管从客观角度看,目前无论是外部环境与条件还是内在激励与取向,都并不完全支持中国律师“五者”形象的确立。所以,有学者认为,过于强化的商业追求和同样过于淡漠的政治意识使中国律师并未能丰满地扮演“五者”的角色,从而也未能全面地去履行“五者”的职责。
  在我个人看来,这“五者”还只能算是一种政治定位。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律师职业最终都要落实到法律思维上,比如逻辑思维、程序思维、规则思维等各种各样的情况。有鉴于此,从法律人的角度,第一、律师应该做建设性的反对者。律师面对党和政府,尤其一元化领导的现实,一定要做建设性的反对者。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希望听到建设性和补充性的意见。对政府也是这样,政府的决策可能有不周全的地方,作为律师,从法律思维角度说我要反对你,但我不是一味地反对,我要提建设性意见,要让高层觉得律师是有高明见解的人。第二、律师要做专业性的批评者。我们所有的批评,不是一味地说我喜欢你或不喜欢你的观点,而是从专业性角度、从法律思维角度去批评你。第三、律师要做客观性的思考者。我认为,律师对公共事件进行评判时,一定要脱离自己的案件和自己的当事人,这样才能做出客观性的思考与评判。第四、律师要做前瞻性的研究者。现在,与其说中国律师正处于新时期,不如说中国律师面临极具发展潜力的转型期。既然是“转型期”,就要看到前瞻性,要提建议,要提方案,既要有现实性和理论性,同时又要有前瞻性,要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
  《韬》:虽然您并没有选择律师作为职业,但您对于律师职业的见解深刻,满怀激情,那么是什么让您对律师职业如此关注?
  刘:可以说,除了新闻出版工作,还从来没有一种职业让我如此向往,也没有一个行业让我如此动情,更没有一个群体让我如此牵挂!在为中国律师幸福地打工中,律师们给了我不断喷涌的激情,不断燃烧的火花,不断跳跃的智慧。我用力与用心地工作,拼命玩命地工作,是因为惟恐有负于律师们的重托,惟恐无法回报律师们的付出。所谓“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要说激情何来?就来自广大律师们!是他们给了我不竭的动力与无尽的期待,让我努力坚持,不敢怠慢。
  《韬》:你认为作为法律人应该读哪些书?
  刘:前年,检察日报社曾经邀请100位报刊社老总推荐自己爱读的10本书,我也有幸在被邀之列。于是,我就推荐了如下10本书。1、《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法律出版社);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伦纲》(沈德咏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3、《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张鸣著,中国档案出版社); 4、《法律之门》(博西格诺等著,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5、《刑法的启蒙》(陈兴良著,法律出版社);?6、《运送正义的方式》(贺卫方著,上海三联书店);7、《法律人的思维方式》(陈瑞华著,法律出版社); 8、《司法改革:分析与展开》(张卫平等著,法律出版社);9、《走向权利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夏勇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0、《我反对——克莱伦斯·丹诺在被告席上》(林正主编,新华出版社)。
  严格意义上说,我推荐的这10本书应该被限定在法律人阅读范围之内。其实,我们每个人爱读的书很多。我本人也是如此。从我个人来看,自己所读之书比较广泛,既有法律、新闻、评论等方面的专业书,也有文学、历史、诗词等方面的课外书,还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指定书,更有社会新闻、名人自传、热点案件的畅销书。当然,其中还包括值得法律人阅读甚至是法律人自己编辑出版的热门书。我推荐的这10本书,正是属于热门书之列。
  之所以推荐这10本书,是因为在我个人看来,这10本书对法律人来说,无论是学习还是研究,写作还是演讲,学术还是思想,都值得一读、不得不读甚至必须细读。
  这么多年,我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华政人,是一名华政学子。于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常常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百花齐放的华政园,也常常用专注的耳力倾听来自华政的声音和信息,还常常握着热情的手与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华政人叙旧话新,更常常默默地向母校遥祝一份虔诚的祈祷和美好的祝愿……

(载自:华东政法大学《韬奋芳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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